“万能”疫苗存在吗?只需一针就能降低感染死亡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疫苗安全研究所的前主任尼尔·哈尔西（Neal Halsey）和奥比可谓渊源颇深。他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几内亚比绍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推出了一种新型的、浓度更高的麻疹疫苗，奥比第一个指出这种疫苗存在安全隐患。起初，没有人相信他。但哈尔西在研究从海地收集到的数据时，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的发现， WHO在1992年宣布停止接种这种新疫苗。

但现在，哈尔西认为，奥比有些想法已经超出科学范畴了。在华盛顿举办的2018年世界疫苗大会上，哈尔西说，奥比从几内亚比绍收集到的数据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奥比和本强加了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按时接种疫苗的孩子可能与未按时接种疫苗的孩子情况本来就很不一样。前者可能一开始就身体更健康，或家庭条件更好，父母可以开车带他们去看医生，把他们照顾得更好。仅从收集到的这些数据就得出结论，说接种的疫苗是产生不同医疗结果的原因，未免太牵强。

2017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来自荷兰的研究结果就支持哈尔西的观点。研究人员比较分析了最近一次接种过活疫苗或灭活疫苗幼儿的住院率，结果发现，虽然接种活疫苗的幼儿因感染住院的可能性比其他幼儿低38%，但同时，这些幼儿因受伤或中毒住院的可能性也降低了16%。很显然，疫苗接种不可能影响意外事故的风险。研究人员发现的这一实验结果说明，一个人的疫苗接种情况可能与他自身的其他因素是相关联的。上述研究的作者也承认，在荷兰，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方式很可能影响了上面的数字，因为父母可能会仅仅因为孩子生病了，就取消接种预约，因此健康的孩子反倒按时接种了疫苗。当然，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其他国家可能不是这么严重。

由于很难从观察性研究中解释因果关系，哈尔西建议奥比和本开展更多的随机对照试验。这是找出干预效果的“金标准”。在这些研究中，受试儿童被随机分组接种疫苗或安慰剂，然后接受随访。随机分配接种可以消除社会经济地位及总体健康状况因素对疫苗研究结果的影响。但问题是，全世界的公共政策都推荐疫苗接种，如果研究人员不让儿童接种疫苗，那这样的行为就不道德。因此，研究人员想出了一些新办法——他们可以设计新试验为儿童提供额外的疫苗，以及在常规疫苗之前接种的早期疫苗，或者可以在有人推迟疫苗接种时间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在几内亚比绍开展临床试验研究困难重重，但奥比和本还是在努力尝试进行一些随机试验，前文提到的玛丽亚参与的那项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已经完成的几个试验的结果，与他们之前的发现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2018年奥比在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展开了一项试验，结果发现，如果给通常在9个月大接种疫苗的婴儿提前四五个月额外接种一次麻疹疫苗，其住院和死亡的可能性并没有降低。但奥比和本都相信之前提出的疫苗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还没有完全为人们所了解。哈尔西很担忧奥比和本在这个观点上过于顽固。他说，“当最初的观察结果被证明不对时，一名优秀的、客观的科学家是会承认事实的”。

奥比和本不受欢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有些已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灭活疫苗（如DTP）具有副作用，尤其对女孩而言。虽然灭活疫苗可以保护机体免受特定的目标病原体的感染，但奥比和本认为，接种灭活疫苗与感染其他病原体的风险升高有关。尽管目前还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或许预先接触过死的病原体后，免疫系统对以后遭遇的其他病原体的敏感性会减弱。对此，一些批判者认为，他们的结果不仅不真实而且会很危险，因为这会进一步削弱公众对疫苗的信心。“某些批判者认为我就是一个制造麻烦的疯子，”奥比承认。

　　有待探寻的真相

然而，奥比的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提出研究资金越来越短缺，但WHO只是表示将很快支持这一领域的研究。早在1997年，奥比就首次与WHO联系，告诉了他们自己的研究发现。2013年，WHO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审查他提供的数据。2014年，WHO表示奥比提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并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又讨论计划监测更多试验结果。其中一项试验是研究在出生时接种卡介苗或安慰剂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另一项试验则是评估12月龄到16月龄幼儿在接种DTP时再额外接种一剂麻疹疫苗的效果。

然而，奥比和其他人都很担心，这些试验可能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结果。因为受试者往往都会在接种活疫苗的同时或在之后再接种灭活疫苗，而根据奥比之前的研究结果，这样接种可能都会削弱疫苗的保护效果。“我们和许多专家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证据很明显，这些实验不会有什么结果。”科尔曼说。而且，到目前为止，奥比也不知道WHO在2017年提出的相关试验将在何时启动。

WHO的发言人塔里克·加萨列维克（Tarik Jasarevic）表示，截至2019年年初，他们还没有找到支持这项工作的资金来源，奥比担心WHO的行为只是流于形式。如果非特异性免疫保护反应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影响大到足以挽救性命，那么公共卫生机构则不得不考虑改变免疫接种程序，甚至还得用活疫苗代替一些灭活疫苗进行接种，但做出这样的改变会极其困难。

2018年，我询问了CDC免疫安全办公室主任弗兰克·德斯蒂法诺（Frank DeStefano），美国何时才会做出这样的改变。他说“很明显，还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脱靶效应”。他还指出，CDC目前还没有计划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来收集更多的数据；即使有充足的证据，在做出任何改变疫苗接种程序的决策前，CDC也必须得充分考虑各种利弊。

离开几内亚比绍的那个晚上，我和本坐在后花园里，吃着她上次从家乡带来的丹麦奶酪，也在思考着这对夫妇做科学研究的逻辑。他们并不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坚信非特异性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可惜的是，免疫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大程度上确实仍是一个谜。然而他们在面对批评者时，过于坚定的信念却可能成为一个弱点，会让一些人认为他们的结果带有主观色彩，现实中也的确存在这种声音。

（编辑：555手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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