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压测”下的中国智慧城市：尚处在初级阶段

何谓智慧城市？在陈东平看来，智慧体系要真正和城市的运行逻辑结合起来，不能仅仅变成一个令人目眩的高科技展示平台，或者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实现局部的小智慧。事实上，此前各地热炒的“城市大脑”，在疫情中也受到考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从2016年阿里巴巴开启“城市大脑”概念后，截至2019年底，阿里巴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的11个城市进行布局。2018年开始，华为、百度、京东、腾讯等巨头也相继入局。

据阿里巴巴官网介绍，“城市大脑”的功能是利用实时全量的城市数据资源全局优化城市公共资源，即时修正城市运行缺陷，实现城市治理模式、服务模式和产业发展的三重突破。

但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主任乐文忠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全国各地的“城市大脑”，目前只是做到了数据可视化，距离真正成为城市的“大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表示，理想状态下，“城市大脑”应该成为三个中心，一是城市的指挥中心，涉及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二是公共服务中心，当所有办事大厅的线下业务数据都上传到这个城市的“中枢”后，可以直接在一块屏上看到所有的政府服务对象和服务流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最后，就是决策中心。

陈东平认为，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除了技术的现代化，更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在新型的数字化时代，防疫应该要充分利用数据排查、精准使用三维地图进行指挥，但一些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中的“人海战术”。

智慧城市的演进路径

裘薇发现，目前政府各部门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局限于信息化，认为只要建一个信息化系统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对要搜集什么数据来解决什么问题，缺乏清晰的认知。在她看来，很多线下没有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挪到线上就行。“这只是政务电子化，不是智慧城市。”裘薇说。

这种观念上的滞后，和智慧城市在中国语境下特定的演进路线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对智慧城市的理解都限于“信息化”，将它与“数字政府”、电子政务等概念混同。事实上，在第一代智慧城市的建设中，的确是信息化的逻辑。

刘松指出，十年前，中国第一代智慧城市采用的还是信息化系统，开发出的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应用系统是建立在传统的IBM小型机和Oracle数据库之上。这种传统模式下，各系统垂直孤立，没有打通。

近两三年来，云计算、5G和AI成为技术上的风口，智慧城市建设进入2.0，新型智慧城市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重要特性是人工智能、5G、物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

刘松指出，现在有了端和大数据平台，再借助阿里的技术，上线一个防疫应用，最快只要十几个小时，最慢也在48~72小时之间。这和10年前开发一个单一功能的智慧城市应用，比如智慧交通或智慧城管，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发现，在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行动计划中，涉及很多智慧工程，但这些智慧工程在十分先进的建设理念下，却采取十分传统的工作模式，比如由这个部门负责这个系统、那个部门负责那个系统，但智慧城市的建设绝不是若干信息系统的集合。

这暴露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层面缺乏一个可持续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仍然是各自为政。而在疫情中，这个短板更加凸显。

此外，疫情还反映出，现有智慧城市架构对于精细化应急管理支撑不足。早期，人员在城市内的流动轨迹大部分是通过调取监控或者确诊患者回忆，及时、精准排查疑似患者接触人群还存在较大难度。

精细化管理要求更加精细化的数据，刘松指出，数据要“微粒”到每个小区、每辆网约车和每个人身上。

在他看来，数据既要横向打通，也要“下沉”到微观的物理世界。他指出，对“城市大脑”而言，数据的“下沉”是它能否真正实现智能化的基础。

一方面，疫情让我们警惕智慧城市建设不要“光买硬件”；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要补齐的“软件”短板，也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

2月下旬以来，中央开始密集发声，释放出明确的信号。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推动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指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在此背景下，“新基建”概念再次被热炒，5G、云计算等板块相继涨停。中央的用意很明显，让“新基建”成为撬动疫情影响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头一个支点。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认为，“新基建”的关键在于“新”。而智慧城市是“新基建”中“新”的代表之一。同时，智慧城市也是5G、人工智能等技术落地应用最大的场景，将在未来带动数万亿投资。

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3年，1/3的智慧城市场景将被5G影响，70%的一二线城市将使用5G技术。因此，2020年对智慧城市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窗口期。

（编辑：555手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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