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压测”下的中国智慧城市：尚处在初级阶段

（原标题：疫情“压测”下的中国智慧城市：尚处在初级阶段 ）

进入4月，在复工和全球疫情数字之外，数字基建再次被热炒。4月17日，工信部专门召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专家研讨会，提出要加快5G建设进度，探索数字基建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应用。近期中央层面的一系列举动，释放出一个信号： 疫情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大数据的潜力巨大。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智慧城市在防疫的反应上“慢了半拍”。

2月10日，距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18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还在呼吁：“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

这类软件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但在抗疫早期，社区人员只能手工填表。大数据防疫的核心在于精准防疫，也就是对人群实现差异化对待，但纵观整个中国早期的抗疫模式，仍然是传统的“一刀切”。

技术出身的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更喜欢用“一次压测”来形容疫情对城市智慧能力的考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是一次被动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各地之间差异较大，长三角和珠三角是领跑者。

形式上的数据共享

自疫情暴发以来，住在“震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一直在观察武汉的应对。他指出，武汉之所以“封城”，很大原因在于无症状病毒携带者难以防控。

目前手机记录位置和轨迹主要依靠基站定位，这就意味着，在城市中只能精确到100米，在乡村可能精确范围在300~500米。而这些数据又掌握在三大运营商手中，病人及携带者的数据在卫健委及各个医院手里，数据是保密的，开放权在公安部门，数据没有直接连通和开放的渠道。

类似情况出现在很多场景中，有些数据在卫健委、医院，有些数据在公安、人社等部门，有些数据在手机供应商手里，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如果不能集成在一起，要想做好利用时空信息的防控非常困难。

一位长三角某市的大数据局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到2月中旬各地才陆续推出健康码，并非是地方政府反应迟缓，而是最开始三大运营商不给地方提供人员的移动轨迹数据，后来通过工信部的协调，才对地方政府开放部分权限。

在珠三角某一线城市，当地的一位政府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通过省通信管理局的协调后，市级层面获得了部分轨迹数据，但考虑到数据隐私等多种原因，这部分数据最终没有下放到区里。

这位工作人员指出，在手机信令这类防疫关键数据上，如果一开始就能全国一盘棋，基层工作会好做很多，对哪些人来自湖北会很清楚。

近期，严防境外输入成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防疫重点。但上海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裘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海关的数据是在国家层面，没有接口给地方政府，各旅客信息也是由航空公司自己掌握。现阶段，仍然只能采用人工核验的方式，对入境人员信息进行归集。

信息共享的方式也很落后，比如从机场到政府部门，再到各街道，入境信息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间传来传去，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这种粗陋的共享方式也增大了数据安全风险。

事实上，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个最明显问题是，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数据共享，还远没有打通。

此前，在数据共享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比如，2017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除了涉密数据其他都要拿出来共享。之后，一些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表现积极的地方政府，纷纷主动开启“数据归集共享”会战。

但当地方向中央要数据时，上述文件虽然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但只能“一事一申请”。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效率过低，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共享机制。

裘薇指出，比如，以学历认证服务为例，教育部只对地方政府开放两个用户名，每天通过平台能进行的学历查询，以个位数计。在她看来，这只是形式上的共享，共享的方式、流程和效率都非常低。

“如果国家层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哪些数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授权给哪个部门，一旦数据共享出去，造成信息泄露，最后算谁的责任，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顾虑。”她说。

但问题是，现在没有一个中央的部门牵头去做，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国家已经近十年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主管部门，职能分散在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

中央如此，地方亦如此。多位一线城市大数据局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数字政府和信息化建设这一块，到底谁来管，一直搞不清楚。”

“城市大脑”不只是一个大屏

虽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数据共享还存在障碍，但在智慧城市发展较为靠前的浙江、广东、上海等地，省、市内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基本已经横向打通。

为什么浙江可以在几天内就推出健康码并全省推广？参与健康码研发的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去年，浙江已经建成了全省统一的大数据平台，省内横跨二十几个委办、厅局的数据完全打通。

在深圳，一套完整的数据共享机制也已经建立。市级政府74个部门以及11个区级政府内的所有数据都已经被全部打通。每年，政府还会对数据共享进行考核，纳入绩效评估体系。截至目前，每天在深圳大数据平台上共享的信息已经接近1800万条。

在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看来，疫情提供给人们的反思是，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城市数据平台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至关重要，数据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汇集、打通和开放。另一方面，端的触达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大数据管控需要有一个前提——可以触达到人。

当每个人的手机上都安装了支付宝和微信后，通过将健康码等防疫平台与这两个端口打通，就可以实现最大范围内对人的触达。

刘松将疫情中智慧城市的表现拆分为“1+2”，也就是一云两端：一个大数据平台+市民端和公务员端的触达。除了市民移动端的普及，在他看来，公务员端的触达，是浙江此次能够在疫情应对中步步靠前的另一个原因，其背后的本质，是互联网思维已经贯穿到了政府的日常运行中。

他指出，疫情之前，基于阿里巴巴钉钉智能移动办公系统打造的“浙政钉”已经在浙江上线，覆盖省政府、省属委办厅局机关和全省11个地市、90个区县的公职人员，在90%以上的公务员中实现了“掌上办公”。

疫情暴发之初，传染病直报系统的失灵备受各方关注。但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国的舆情系统对疫情也没有反应？

陈东平强调，这说明，政府领导或政府运行中，对这类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敏感数据，丧失了警惕性。

（编辑：555手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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